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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柏影里藏古刹
发布时间:2026-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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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佛教建筑,许多人并不陌生,首先想到的就是气势恢宏、梵音缭绕的寺院。其实,数千年来的传统中国建筑,虽然也有儒家实用理性的内在品质蕴含其中,但基本的文化传承却并不那么理性。古代中国人对于建筑的认识,虽然也兼顾使用与舒适,但基本的建筑思考,却被牢牢地限定在传统思维的框架之内,如将建筑与宇宙的图式加以契合,使建筑充分体现儒家礼制的规范,建筑的选址受制于由超自然力所左右的风水理念,建筑中充满了大量象征性符号,而其建筑空间的基本构成,也与传统中国文化中的方位象征图式密不可分。同一时期的佛教建筑,无论是汉地佛教、藏传佛教,还是南传佛教,都没有摆脱受到宗教性超自然力信仰的左右,其情况与欧洲中世纪的十分相像。

  西方历史上,建筑的发展受到强烈的理性因素的左右,从古罗马的维特鲁威到文艺复兴的阿尔伯蒂,然后一脉相承地发展到了现代西方建筑。这是一个理性成份十分浓厚的建筑文化体系。对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建筑,如果不对西方建筑理论史上这些重要学者的富于理性色彩的理论思考加以联系,是不可能真正触及到其内在的发展脉络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基督教神学,上帝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人们的思维中充满了对超自然力的迷惑、恐惧与敬畏,这一时期的建筑,在很大程度上,还不是建筑师个人或主观思维的产物,而是由一系列符号性的文化象征所限定了的东西。即使是在文艺复兴以后,一种对于教堂建筑之平面或立面的宗教象征性探索也远没有停止。与佛教不同,基督教强调的是信仰,以对基督耶稣的虔信而得灵魂的拯救;佛教追求的则是觉悟,由大彻大悟而脱离轮回之苦,最终进人涅槃的境界。因了这根本的不同,佛教建筑与基督教建筑,在其各自的发展历史上,也走了迥然不同的路。

  在佛教初传时,寺庙或以佛塔为中心,以表征对佛的礼敬,或以深山隐寺中的皮伽罗式洞窟,以攀仿印度僧人的苦修生活。隋唐时极尽铺陈的寺庙空间,既与佛经中对净土世界的描绘略相契合,又与人世宫苑的繁复空间十分接近。五代宋元禅宗日盛,以禅堂为中心,以禅规为准则的寺庙一度流行。明清时主张禅净律兼修的汉地寺院,渐渐固化了伽蓝七堂的空间格局。藏传佛教则发展了寺塔与曼陀罗式伽蓝。其中多用曼陀罗图案作宗教题材的室内装饰之用,如西藏桑耶寺主殿乌策殿内的首层天花,分成多个方形的格,每一格内绘有一个曼陀罗的图案,而且,每一格中的图案还不完全相同,说明曼陀罗形式本身的丰富与多变。此外,在一些教寺院中,还常设置一个木制或石制的“坛城”,即是一个立体的象征佛国宇宙的曼陀罗形式。

  中原汉地与佛教的最初接触,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佛教传入中国的东汉初年,在时间上要早许多。据《魏书·释老志》载:“汉武元狩中,遣霍去病讨匈奴,至皋兰,过居延, … … ,获其金人,帝以为大神,列于甘泉宫,金人率丈余,不祭祀,但烧香礼拜而已,此则佛道流通渐也。”只是汉初武帝时,佛教在中土大地上,很可能只是被当作方外灵异,金人被佛造像猎奇性的置子皇家宫苑之中。与基督教在西方的兴起大约同时,在公元之初,佛教开始正式传人中国。传统的说法,佛教的传入,是从东汉明帝永平七年会元64年,汉明帝“夜梦金人,项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见《魏书·释老志》)。于是,明帝派人求取佛经,并于永平十年公元67年由白马驮经而来,并首建洛阳白马寺开始的。自此佛教就在中华大地上滋衍流布,并渐渐成为传统中国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汉魏时代,佛塔与佛陀在宗教象征意义上几乎是相同的。这由初时将塔称为“浮屠”或“浮图”,而将佛寺称为“浮屠祠”可以看出。同时,这一时期的僧徒们还相信,绕塔旋转,如同后世环绕佛像旋转一样,是一种对佛礼敬的方式,并会获得某种宗教的回报。因而“绕塔礼拜”成为一种重要的佛教礼仪,造塔修塔或为建塔捐赠,也有无上的功德。所谓“施佛塔庙,得千倍报;布施沙门,得百倍报”(《上品大戒经校童功德品》)。因而,施佛建塔是对佛陀礼拜崇敬的一种形式。现存最早的高层木结构塔,是建于辽代的应县佛宫寺塔。这可以说是高层木塔尚存的特例。应县木塔在结构上,虽然已经是双套筒式加结构暗层的做法,但屹立于雁北平川之上的高耸如柱的塔身整体造型,以及塔上高悬的“天柱地轴”的匾额,与将佛塔喻为世界之柱或世界之树的原始象征意义仍相吻合。这座辽代佛教寺院仍然为一座以塔为中心的建筑组群。只是塔后曾有一座九间的佛堂,这是宋辽时代建筑中所习用的布局手法,但以塔为中心的平面形式仍保存了汉魏塔寺的基本格局。

  由此推知,汉魏佛塔中的中心柱,可能是具有着某种表征佛塔之本质的,具有宗教象征意义的结构物。中心柱具有象征宇宙之柱或世界之树的意义,而据古印度神话的说法,没入大地的中心柱,甚至具有可以汲取宇宙之神力的作用。唐武则天时在洛阳宫殿中,先后所建的两座明堂,也都用了中心柱的结构。史载这两座高约九十米的木构建筑,(《东西方的建筑空间》)武则天是一个佞佛无算的人,在紧邻上述明堂之后,又曾建造一座高层佛堂,即可为之一证。由此推知,武氏明堂中的中心柱,很可能也是受了西来佛塔的影响,是为着某种象征意义而设的。

  佛教寺庙中,无论显密一般都有一座中心建筑物,如一座位于寺庙中心的佛塔,如辽代的山西应县佛宫寺,或是一座高大的多层楼阁,一般是现音阁。明清以来渐渐形成的伽蓝七堂的制度,多是以大雄宝殿作为寺院的中心。在禅宗山林中,则往往以聚合众僧习禅打坐的禅堂,作为寺庙的中心。藏传佛教中,渐渐形成的所谓“都纲法式”,多用一座宏伟高大的殿堂居中,周围一个封闭的层楼。在中心建筑之外,则用配殿、回廊层层环绕。隋唐时的大寺院,甚至用层层的廊院回绕着中心建筑。在这些廊院、配殿中布置诸多的菩萨、罗汉,并辅之以种种的经变壁画,使整座寺庙有如一个群贤会聚的佛藏图。这种围绕一个中心,层层环聚的空间格局,在佛教世界的不同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有柬埔寨的吴哥窟、中国藏传佛教中模仿印度飞行寺而建的西藏桑耶寺,以及汉地教建筑如承德普宁寺、普乐寺等等之类的对佛教宇宙模式及曼陀罗空间模型的直接诠释;有泰国缅甸、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佛寺,及中国汉魏佛寺之以佛塔为中心的围聚型的沸国空间的展现;也有中国、朝鲜及日本佛寺的有如世俗宫廷或宅邸一样。在诸如“种子”、”胎藏”、“聚集”这样的空间观念下,不同文化的佛教建筑找到了彼此之间的共同之点。

  在佛教石窟中,除了中心柱式的石窟形式之外,北朝石窟中,还流行一种以佛本尊造像为窟内之中心部分或主体部分的石窟形制。云冈石窟中开凿最早的是昙耀五窟,即第16窟至第20窟。这五座洞窟都是以巨大的石刻佛像为主体的石窟。云冈石窟中部第5窟中央的本尊主佛,高达17米之多。(《东西方的建筑空间》)事实上,由以塔心柱为中心,到以带有佛龛的中心方柱为中心,再到以大尺度的佛造像为中心的平面布局,在宗教象征意义上是一脉相承的,而其四周环绕、中央高耸的空间形式,除了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环绕须弥山而立的佛教宇宙模式而外,大约主要是为了方便僧徒们环绕佛陀或佛塔而举行的崇拜礼仪而设的。这一洞窟形制的演进方式,可以说是佛教史上,从起初的不设偶像,先是崇拜菩提树,最后终于在寺院的中心供奉佛偶像的演进过程的一个缩影。正因为有着这样深厚的文化底蕴,佛塔的兴造与崇拜,才变成一种延衍不绝的历史潮流,而代有更新。每一时代或每一民族的佛塔,在造型上,都会有新的创意,而又不离其原本的意蕴。仅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建塔之风,就曾屡屡兴起。如隋唐长安城内,也曾是一派高塔林立的气象。这种风气延衍上千年之久,至五代时仍有遗韵。五代时吴越王钱椒,平生造塔无算,著名的雷峰寺塔、云岩寺塔、以及灵隐寺前的双石塔等,都是吴越王钱氏所造。钱椒甚至还以阿育王自比,模仿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的做法,制作了同样数量的小铜塔,分送到各地以藏之。

  自魏晋至南北朝,社会处于一种动荡不安的局面,尤以北方为甚。北方一度为五胡十六国的局面,连年战乱不已。佛教的“空苦论”,以及宣扬以“无”为本的魏晋玄学,与这种战乱频仍的苦难现实,正相吻合,使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成为佛教滋衍的温床。为了摆脱这种动荡不安、福祸无定的现实生活,从现实的苦难、恐惧、惊疑、颓废、空虚、悲观、绝望的情绪中得以解脱,则遁世苦修,饭依主张“人生无常,一切皆定”的佛法,便是一条比较容易被人们接受的捷径。南北朝时,佛教得到了统治阶层的扶持与青睐。起初,相对比较稳定的南方,在佛教的传播上较之北方地区为胜,先后形成庐山与建康两个佛教中心。自北魏统一北方,形成南北朝的格局之后,北朝佛教也日益兴盛。除了大肆建造塔寺而外,又大规模地开凿石窟,形成佛法东渐以来,中国佛教发展与弘扬的第一次高潮。据文献记载,南朝的宋文帝亲自研究佛经,让僧人慧琳参与朝政;梁武帝曾四次舍身于佛寺;北魏文成帝,支持太子开凿石窟,并拜高僧昙曜为师;孝文帝,凿石窟、建塔寺、造佛像成为一时的盛事;北魏宣武帝大开佛经译场,并开凿龙门石窟。一时间朝野上下无人不谈释氏,大江南北无处不建僧舍。

  因为禅宗主张即心即佛,“即自见性,直了成佛”,故起初在禅堂内,一般不设佛像。后世渐有在禅堂中间,供奉一尊迎叶尊者或达摩祖师的像设。禅堂中与大门正对的上位,往往安置一个台座,为住持和尚的座位。以禅宗之义,“心即是佛,和尚便是今佛,住持也便是中心”。见南怀瑾《禅宗与过家》,住持和尚为禅院的大德,职掌全寺的修持、寺务、戒律、清规及弘法、经济诸事,住持在寺内的居住之所,称为“方丈”。方丈室多设于寺院中轴的后部,有时单设一院,称为“方丈院”。在后世禅净双修或禅戒双修的寺院中,方丈室多设在中轴以外的旁院之中。在一般禅院中,往往在禅堂之外,另设说法堂,或称法堂,此为正式说法之用的场所。住持和尚升座说法,要鸣钟击鼓,依照一定的仪式进行。法堂之外,一般还设讲室,讲堂是为讲经法师们讲解经论之用。因为住持和尚说法,多随机缘,并无定式,此即禅宗语录之所由。讲经法师却要依照佛经术语,作深入浅出的讲解,故专门讲解经论的法师,便称为座主。

  除了每日在禅堂起坐的僧人外,普通僧众另有居舍,称为寮房。寮房为一人一间,或数人一间。居于寮房的僧众,除早晚功课及听讲经法外,无事寮房,不得蹿寮闲谈游荡,寮房之设亦似源自古代印度僧寺内之毗诃罗,或北魏之沙门座。另有专门接待游方行脚僧的客房,称作云水寮或江湖寮。除此之外,在一般禅门丛林中,另外设有饭僧之所,称为斋堂或称观堂,取佛经上所谓“在饭食时,作治病观想,勿贪口福而态欲”(见南怀瑾《禅宗与道家》)。另有接待来客就餐的客堂;安置病重之僧的如意堂及敷放亡故僧人遗骸的涅槃堂。亡僧化之后,遗骨置入灵骨塔。灵骨塔代有兴设,故一般禅寺附近,多于清静处独辟一区,专为塔林。禅宗为僧人置塔,正是因应禅宗观念中的“即心即佛”,悟道的僧人即已成佛,因而禅僧圆寂,也就当如佛祖一样,将灵骨置入塔中。一座佛寺中,藏纳性的空间,特别是藏有佛舍利、佛遗物的空间,往往是具有至圣意味的空间,一般位于整个组群的中心地位,在没有这类至圣的佛舍利或佛遗物的寺院中,则以象征佛的佛造像,以及为这一主尊造像建立的殿堂——大雄宝殿,来取代藏纳佛舍利或佛遗物的佛塔而位于寺庙的中心。这一中心性的建筑物,构成了我们上文中所谈到的所谓佛教曼陀罗中的“中胎”空间。其余的建筑物,就是围绕这一“中胎”空间,而层层布列的。

  具有普适性的大乘佛教,致力于佛法的大规模弘扬。而佛法弘扬的过程,也正是一个“散”与“聚”的过程。阿育王散佛舍利于天下,并于各地起藏纳舍利的佛塔,使得佛法随着佛舍利与佛塔的散布,而分散于佛教世界的各个国家与地区。此后,随着佛舍利与佛塔向外扩散的,还有佛藏经典与佛造像。这些散播各地的佛舍利,及随之而起的佛塔,与佛经典籍及诸佛菩萨的造像等,有如散播在各种不同文化土坡上的“种子”,随着这些“种子”的生根发芽,一场更为宏大的佛国世界的“聚集”性运动,也就开始了。在有着某种佛教圣迹或接受到某种佛教圣物的地方,渐渐地开始形成一些规模不等的佛寺或佛教传播的中心。更有甚者,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佛教流派、也有可能是围绕一件佛教法器或圣物而渐次形成的,如禅宗历史上围绕祖师达摩衣钵的传承之争,就说明了这点。

  一般大的佛教寺院,以回廊院为基本组成单元,以多层殿阁为主,以大回廊院居中,两侧环以多重小尺度的廊院,构成了隋唐寺庙的基本格局。这是一种与后世寺院大相径庭的空间格局,其空间尺度之巨大,院落组织之繁复,平面铺陈之广阔,单体建筑造型之丰富,空间整体联系之紧凑,都是后来的明清时期,乃至宋元时期的寺院建筑,所无可比拟的。在佛教净土思想中,所反复透露出来的,强调以七种宝物,包括金、银、琉璃、玛瑙等贵重物品,对建筑、台座、池壁进行装饰的描述,以及对华美的建筑色彩的极力渲染,也开始影响了隋唐人对建筑装饰的观念。一种强调装饰材料、装饰色彩、装饰质感的建筑之风,渐渐在滋衍。这其中的原委,应该说与隋唐以来,佛教净土思想的悄然流布,并逐渐影响到建筑装饰与造型风格的各个方面不无关联。

  至此,佛教寺院已渐渐形成定式。元明以降,虽诸寺规制不一,但有小异而存大同。至此,佛教寺院建筑,经过汉魏唐宋千余年间,与中土儒道文化的碰撞、融合、适应,特别是在禅宗兴起之后的唐末与宋代,由于本不十分确定的西来遗规已渐渐淡漠,佛塔、佛偶像等西来圣物,也因了禅宗的“呵祖骂佛”,而开始暗淡了往日暇目的光环。在一个时期的禅院中,甚至不特设佛殿。寺院的中心既不是佛偶像,也不是佛塔,而是众僧参禅之所的禅堂。禅堂的中心则往往置以寺院住持大德的高大台座。晚期寺院崇尚禅、戒、净同修,又多少恢复了一些寺宇与佛尊的庄严,但与隋唐时的大寺院,已不可同日而语。元明以来的佛教寺院,终于使与中国固有的住宅、宫室、衙署的平面与空间十分相近的寺院格局,成为一种比较确定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寺院多沿南北轴线布置,沿轴线依序布置山门、金刚殿、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毗卢殿与方丈室等建筑。明清时期的所谓“伽蓝七堂”的制度,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一般寺庙的山门以内,多于左右两侧分设钟楼、鼓楼,为寺院报时之用。钟楼之设,在唐代寺院中已有。初时,与之相对应者,往往为藏经楼。唐时寺内不设鼓楼,以免与市坊宵禁之街鼓冲突。元明以后,寺院山门内则多对称设置钟、鼓楼,藏经楼则移置于中轴线后部,或与其它配殿作对称的设置。大雄宝殿为佛寺的主殿,规模与尺度较大,一般设释迎牟尼的本尊像。或呈一佛二弟子,或一佛二菩萨的布置。宋以后,特别是明代以后,殿内多设三世佛。三世佛又分竖三世佛与横三世佛。竖三世佛以时间序列分划,分别为过去燃灯古佛、现世释迦佛、未来弥勒佛;横三世佛以空间序列分划,分别为东方药师佛、西方阿弥陀佛与中央释迦佛。佛殿之后多设法堂,又称讲堂,是仅次于佛殿的主要建筑,为寺内大德讲经说法的场所。百丈所创禅林《清规》,尤重法堂,甚至一度在禅寺中只设法堂,不立佛殿,在法堂之内则设佛像,并特设法座。此外,南北轴线的后部,有时还设方丈室,为寺内住持的居址之所。中轴线之外,在佛殿前后的两侧另设配殿,一般以伽蓝殿与祖师堂对称设置,或观音殿与药师殿对称设置。宋元时禅院中的禅堂为主要建筑,元明以后,禅堂内改设毗卢佛像,而将禅堂与斋堂,对称作配殿的设置。

  而现今这些佛教寺院,虽然仍是禅寺,但与百丈创制时的以禅堂为中心,并尤重法堂,而不特设佛殿的禅宗丛林已相去甚远。其中杂揉着律宗、净土宗、华严宗等佛教宗系的建筑遗痕。如戒堂为律宗所设,念佛室是净土宗的主要建筑,如此等等。显然,这些现存的汉地佛寺,既不能代表汉唐时的大型佛教伽蓝,也与典型的宋元禅院相去甚远。历史上佛教寺院的这种多无定制的做法,恐怕也与佛法西来之初,对于寺院内的建筑设置,并无一定之规,佛经上所言,也多含糊其辞,每一时期的佛寺,多因当时人对教义与经典的理解而创设,其间无疑掺杂了诸多时人时地的观念与习俗所致。佛教寺院历经千年的演变,至明清时,已渐成定式。除了藏传佛教寺院中,尚存一些特殊的形制之外,汉地佛寺已渐渐消除了宗系的藩篱,而趋于一种相互认同,相互容纳的形势。其中似乎隐然可见一些历史的遗痕,如佛殿、法堂、寺塔、藏经楼等,都是历代传沿的建筑。但是,在总体的空间布局上,却渐失了历代曾有的遗规。空间组织多简单、重复。既不见汉魏塔寺的高古,又不见隋唐寺院的恢弘;甚至,连两宋禅林的清雅,也难睹其往日的遗韵了。一座寺院中,偶存一两座古老的塔阁堂殿,却跻身于后世重修的门殿台阁之中,或孑然孤立于残阶颓壁之间,虽高风犹存,却终不见当年那种宏大建筑组群的奇伟空间与华美规制了。

  元明以来,在中国佛教中出现了一股新的潮流,一个对中原汉土人而言颇觉新异的佛教潮流。这一潮流,带来了许多使中土人感觉十分生疏,然而却更接近佛教本原的东西。在建筑形式及内容上,诸如塔、金刚宝座塔、模仿佛国宇宙而建造的大型伽蓝,以佛国宇宙为原型的室内神坛陈设——坛城等,以及一整套相关的宗教观念、修行方式、寺庙像设与法典仪规等等。这一切,使唐宋以来由于禅、净二风日盛,佛教日渐中土化的趋势,不仅有所改变,而且大有向佛教原初形式回归的意味。这一潮流就是藏传佛教的兴起,及其在中原汉地的传播与流布。西藏是中国本土距离佛教发源地最近的地区。虽然,在西藏地区,佛教的传人较之中原汉地要晚一些,但是,一经传入却更容易受到佛教发源地——印度文化的直接影响与辐射。因而,藏传佛教中,很自然地就会更多一点接近佛教中所内涵的印度文化的原初部分的内容。

  藏传佛教建筑,不仅在造型上,与中原汉地建筑风格迥异,而且,在其空间组群,及其象征性内涵上,也与中原汉地寺庙相去甚远。如果说汉地佛寺,尤其令是受到过禅宗丛林影响的晚近寺庙,更多是划分与佛国尊卑秩序的布列,则藏传佛教寺院更倾向于以宗教建筑的组群空间与单体造型,作字宙象征意义上的建筑表述。在单体建筑中,藏传佛教创造了一种更接近印度佛塔原型塔幢形式——塔,以及新的更为丰富的宗教象征内涵。第一座汉地塔,是今日的北京妙应寺白塔。其造型由塔基、塔身、相轮三部分组成。整个塔基为一个三层的方形折角平面的须弥座。塔基第一层为方形平面,第二、三层为“亚”字折角形平面。塔身则为一个巨大丰满的覆钵,形如宝瓶,造型粗状浑厚。其上又设“亚”字形小须弥座,座上设圆锥状的塔刹。(《东西方的建筑空间》)。

  同藏传佛教塔一样,金刚宝座塔也有着十分隐秘深奥的象征性内涵。一般的金刚宝座塔,在造型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下部巨大方正而敦厚的基座;另一部分是基座上的五座塔。按照佛教的说法,基座象征着佛陀悟道时,在摩揭陀国佛陀伽耶菩提树下的座处。佛教教义认为:这一座处是一个上达地面,下抵金轮的巨大的石座,称为金刚座。佛教密宗相信,世界由风轮、水轮、金轮与地轮四个层次组成。其中,仅地轮就有至少八万由旬之厚。金刚宝座塔敦厚的台座,就象征了与地轮等厚的石台座。座上的五塔,是按照中央与四隅的平面格局布置的。中央的塔略高一些,这五座塔首先代表东、南、西、北、中五个方位;同时代表五方佛,如中央大日如来佛、东方阿閦佛、西方阿弥陀佛、南方宝生佛、北方不空成就释迦佛。同时,也代表五种智慧,以及密教金刚部的五个部分等等。以其塔代表五方或五方佛而言。则金刚宝座塔在整体上是象征着佛国世界的。高大的台座,象征大地,即其厚无比的所谓“地轮”;座上的五塔,象征在平面上延展的五方佛国。

  对于一座佛教寺庙而言,无论显密,本质上都是一个诸佛、菩萨、罗汉与金刚、力士的聚集之所。一座佛寺,是一个有着确定界限的空间范围。山门是进人佛寺的必然通道,而布置有金刚、力士、护法天王,以及韦陀菩萨等等的三门殿、天王殿等,与位于曼陀罗之外围的金刚部院,在性质上是相通的,是对界内起护持作用的建筑空间。

  佛教建筑因其所分布的广大地域的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的确在建筑的结构、造型与空间组织方面,造成了相当大的不同。在许多情况下,佛教建筑已经在很大的程度上与当地的建筑文化融而为一,在我们的眼前所展现的,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佛教建筑,而是印度的,中国的,日本的,朝鲜的,越南的,泰国的,缅甸的,柬埔寨的,斯里兰卡的等等许多不同形式与风格的建筑。仅仅以中国佛教建筑而言,我们不仅看到了历史时代的差异,南方与北方的地区差异,也看到了中原汉地的佛教与藏传佛教,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佛教,在建筑上的巨大差异。基于这样一种情况,我们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佛教建筑已经失去了它的一般意义上的共性,任何一个民族的佛教建筑,己经是该民族建筑文化的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换句话说,与其它的普适性世界宗教不同,分布于世界各地的佛教建筑,彼此之间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共性可言,只有这一民族或那一民族的,或者说是这一地区或那一地区的佛教建筑了。因此,对佛教建筑空间组群形式及其可能存在的一般性特征的分析与探讨,几乎是徒劳无益的事情。

  但是,如果再作进一步的思考,我们就会发现,事实不尽如此。作为一个有着深厚文化渊源的普适性世界宗教,尽管千变万化,总会存在某种一以贯之的东西,作为该一宗教文化赖以存在与传播的依据。这种东西,必然会或曲或直地渗透到每一民族,每一时代的佛教建筑中去。或者说,在佛教传播区域内的某一特定的文化中,尽管其佛教建筑在结构与造型上,与该一文化中的其它建筑,相差无几。但是,在空间本质上,这仍然是一个同其它文化中的佛教建筑相同的,为佛与菩萨们所创造的世界,是一个不同于本民族文化中的其它类型建筑的空间综合体。既然同是为佛菩萨创造的空间,则必然与佛教文化中一些较深层次的东西有关。也就是说,在不同文化的佛教建筑中,其空间组织的本质性特征,或其空间组群所要表达的基本内容,应该说是相同的,也可以说,都是为诸佛、菩萨、金刚、罗汉等等的佛国宇宙中大大小小的神明们,创造一块可以栖息的清净的圣地,也为出家修行的佛子们,提供一个清心寡欲、潜心修炼的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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